神學博士路遙遙(叁) :: long road to theological doctorate (3)

脈絡/氣候 context/zeitgeist(A)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some ongoing shifts in external factors are triggering paradigmatic shifts in how theology is studied, and do affect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doing a theological doctorate. The first of these is geographical —— the shift of the gravity of Christianity to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to some extent, Asia. The implication for theology as a discipline is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prefix-less' theology —— which is more appropriately called western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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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紀末年以來，有幾個大環境因素的轉移，其實一直衝擊著當代神學研究的取向 (orientation)、進路 (approach)、和方法 (methodology)。身在其中，未必自覺，但當冷靜下來抽身回看，就會發現，原來我們的學習研究，其實多少都會跟這些外圍因素發生關係。

或曰，我自己閉關潛修，鑽研撒母耳記上第三十一章十三節裡面那堆骨頭，或者想裝備自己服務教會，或者思想救國大計，甚或不過想在神學院教幾門課有口飯吃，又不是要追逐甚麼學術潮流，跟那些甚麼大氣候有啥關係？

此言差矣。

可知那些影響神學研究的大氣候所引發的，是 「範式的轉移」(paradigm shift)，不只是改變遊戲規則，而是連遊戲的性質也改變。縱使你認為自己可以完全自絕於你那個範疇的發展和變化，可以不理會別的學者說甚麼搞甚麼，可是到你完成你的研究大作的時候，也只會赫然發現，原來你腳下所站的那塊小平台，已經給拿掉了。何況那種自絕和不理，根本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會完成博士學位的，因為讀博士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眼中影響深遠的轉移，包括地理重心、語言、學術夥伴、科技四方面。

先談基督宗教的地理重心轉移 (geo-religious shift)。

自上世紀後期開始，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經是基督宗教信徒最多的地區，其次就是亞洲某些地方，這已經是老生常談。(套用中國外交部慣用的術語，就是 「眾所周知」的。) 按人口比例計算，全球派遣最多宣教士出外的國家是南韓。近三十年來對神學研究影響最深刻的思潮，往往也發源於這些地方。

這個人盡皆知毫無新意的現象，對於神學這門學科 (theology as a discipline) 的衝擊，就是所謂的 「無字頭神學」(prefix-less theology) 將會逐漸消失。

所謂 prefix-less theology，意思是指從前搞西方神學的人，往往想像/以為/誤會自己做的才是 「純粹」 的 「神學」本身，其他人做的，是 「拉美神學」、「黑人神學」、「非洲神學」、「亞洲神學」、「甚麼甚麼處境神學」... 等等，在 「神學」前面總有個 「前置詞」，而不是 theology per se。

當下的形勢，使一些做傳統西方 「神學」的學者醒覺，他們做的，也同樣是 「有前置詞的神學」，因此有 western theology，western white theology 或 western contextual theology之說，已經不能說，我們做的是theology，你們做的是 xxx theology。

有人從跨文化宣教的角度說，處境神學的概念有問題 (problematic)，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們仍舊用一套cross culture translation model來理解處境神學，而忽略了當前神學界談的處境神學，早已經跟跨文化宣教脫鉤了。

所有神學，都跟它孕育的處境有關。

故曰，世界上根本沒有 「神學」這東西，只有 「處境神學」。(不是處境 「性」神學，我們的華文已經夠性氾濫啦，拜託，唔該。)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