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愛丁堡點滴：那一段 … 被遺忘的時光 …

一個月前的耶魯愛丁堡會議最後一天，七月一日早上，我發表論文。文章引言的第一段如此說：

Exactly nine years ago on this day (1 July), Hong Kong ceased to be a colony of the United Kingdom. On 19 December 1984,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was signed in Beijing by the then-British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then-Chinese Premier Zhao Ziyang. By this agreement,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the city was confirmed: it was to become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being a colony of the United Kingdom for more than 150 years. Symbolically the signing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stood almost at the middle point of the decade. For some, it ceremonially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while for others it represented the dawn of a new era. This paradoxical juxtaposition created certain apparently contradictory phenomena and excessive intensities in almost all aspects of the Hong Kong society throughout the 1980s.

我的文章嘗試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歷史現場，當社會進入非殖民化歷程之際，在社會情境和教會神學議論之間，檢視某機構的影音事工跟那時風起雲湧的急變處境的相互關係。

在文章裡，我嘗試把那個事工放回那個時代那個城市的歷史處境和神學脈絡裡，認為製作人員儘管並不完全自覺，但實質上那些製作都是以影音媒體盛載的、高度處境化的公共神學宣言，而且是當時香港基督教重新議論本身神學議題 (theological re-negotiation) 的一環。

算是盡點棉力也好，是滿足自己的情意結也好，但能夠藉著一次處境神學反省的小練習，把那段無人記念、注定要被湮沒的過去，帶到神學殿堂的討論裡，打個小印記，雪泥熊爪，片刻歡娛，於願已足。

我結語的最後一段說：

Nonetheless, the media form that embodied their theological expressions was transient by its very nature. A feature-length multivision production, being a complex synchronisation of several thousand individual slides and a stereo soundtrack, was difficult to be maintained as a complete whole over time. This transitory character of the medium was, ironically, emblematic of the highly circumstantial nature of the theological stance articulated in the programmes, which was perhaps compatible with the ever-changing context that it attempted to engage. When the context changed, the theological message changed, and perhaps the theological stance might have changed, and the same medium was never used by the organisation again after that decade.

那從本質、從開始就已經注定了，是一段要被遺忘的時光。

耶魯愛丁堡點滴：大圖畫，大世界

【The Disruption: painting by David Octavius Hill, possibly together with his wife】

©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早前的耶魯愛丁堡會議，另一場精采主題演講由敝學院Jack Thompson老師負責。Jack去年接任『非西方基督教研究中心』主管，是學院裡有名的冷面笑匠，講野你笑佢唔笑，那天他以『看看大圖畫』為題，從一幅記錄蘇格蘭一個重要歷史時刻的巨形油畫，透視十九世紀中葉蘇格蘭教會與世界的關係。

蘇格蘭當時的劃時代大事，就是1843年的教會大分裂 (The Disruption) ── 450位蘇格蘭教會 (Church of Scotland) 的牧師連同大批信徒 (有說共佔全教會三份一人)，因為長期不滿國家諸多干預，在當年的週年議會上集體離席抗議，成立蘇格蘭自由教會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當年簽署分裂宣言的盛大場面由D.O. Hill拍攝下來，成為蘇格蘭 (也是全世界) 最早的照片之一，事後他再以相片為藍本創作成油畫，歷時廿多年至1866年才完成，據說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幅以照片為根據的畫。

那油畫自完成後至今一直懸掛在自由教會總部的大會議廳裡 (就在咱學院隔鄰)。那個下午，我們就坐在那畫前，望著真跡聽演說，非常正。

Jack Thompson以畫中幾個人物為例子，點出當時蘇格蘭教會的國際聯繫，在世界不同地方都積極參與宣教和服務。但對我來說，更有趣也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仔細分析那幅油畫的創作成份 ── 原來那並非純粹按著相片照畫的「現場實錄」，而是一份以圖像表達的立場宣言。

比如說，有些畫中出現的人物，其實當時身處世界其他地方不在現場，但作者相信他們必然支持教會自立的行動，於是把他們也畫進簽署儀式裡。另外，畫裡有好些人在窗外探頭觀看，有論者認為那是把「大眾」排除在事件之外，但Jack卻認為剛好相反，是作者想強調大分裂是在眾目睽睽下進行，而非少數人閉門行事的。

我想，這真是套非常「後現代」的documentary spirit ── 紀錄片的價值並非「客觀紀錄」(因為那根本不可能)，而是解釋一個現象一件事情，傳遞一種想法。

那夜，我們就看了一套紀錄片The Tailenders，講述一個宣教機構幾十年來怎樣努力不懈，把聖經故事逐一錄製成世界上所有語言，並且設計一種無需用電的手動卡式機和唱盤，可以在任何地方播放。全片非常細緻地描述這個現象，再推進到對福音信仰宣教士 (evangelical missionaries) 傳教觀念的批判反思，層層進迫，甚是好看。

【待續 … 】

耶魯愛丁堡點滴：前塵

早前 (到瑞典之前) 參加了三天的『耶魯–愛丁堡宣教歷史與世界基督教研究會議』，結束後累得像死了一樣，當夜就睡了十小時，之後那天頭重重的，要用濃潽洱和可樂煲薑再加上黃昏小睡三管齊下，到晚上才復活過來。

會議開始第一節主題演講，由發起人之一、被譽為研究現代世界基督教之父的愛丁堡『非西方基督教研究中心』創辦人Andrew Walls榮譽教授主講。

老人家開始時總是古往今來一番，提到這系列研討會議的過去種種。開始那年，碰巧跟某些甚麼百週年紀念好像有點關係 … 1492年哥倫布抵達美洲 … 1792年William Carey出發前往印度傳教 …。而話說他們在1992年開始時，只是廿來位不同專長的歷史學者走在一起，而把他們拉在一起的，是對原始材料 (source) 的興趣，都是一般學術圖書館沒有興趣保存的東西。

今年會議主題是『基督教宣教的視覺、音樂、與物質層面』(Sight, Sound, and Touch: Visual, Musical, and Material Aspects of Christian Mission)。Andrew Walls的演講，談『John Butler論藝術與宣教』。John Butler是廿世紀前期不列顛循道會傳教士，1937年到印度Madras的基督教大學教授藝術哲學十多年，1953年回國做牧師。

Andrew Walls口中的John Butler，博大精深，推崇他是「the most learned man I’ve ever met」。在他廣闊的天地裡，有幾點叫我思索玩味的：藝術家就是神學人 (artist as theologian)；基督教是文化的保存者而非毀滅者；西方藝術 (在廿世紀中) 已經處於無能的境地 (powerless state)，需要非洲和亞洲基督教來拯救。

【 待續… 】

熱浪、爽浪、和比熱浪更熱的浪

過去幾天的天氣報告都大叫熱浪襲擊，更預測昨日 (星期三) 英格蘭一些地方氣溫會升到攝氏39度，BBC天氣網站甚至預料昨天愛丁堡最高氣溫34度，嚇死人。香港朋友們都問我：很熱吧？但是weather.com一直都只預測會有27-28度。(那在這裡已經算非常熱的了。)

結果呢？據說英格蘭有些地方真的非常熱，尤其倫敦附近，Gatwick Airport超過36度。可是愛丁堡可能真的得天獨厚，我昨天下午差點著涼。

其實這個星期一開始真的有點熱，下午有廿四五度吧，我連續幾天外出時，都破天荒地穿了短袖T恤 ── 其實那平時是我的內衣，穿了幾年都開始有D霉霉地，不過公園散步無所謂啦，已經好過很多人差不多甚麼都沒穿就在那裡曬太陽。

昨午同樣的裝束出外，卻一直覺得涼浸浸的，甚至頗有寒意，很明顯我是穿少了。整個下午雲多風猛，氣溫沒有超過21度，四五點已經降到17、18度，還要吹正我這邊的東北風，要關窗。哪來熱浪？

【狗狗避暑新招：

photo by Darren Staples (Reuters), taken from Yahoo! News Hong Kong】

昨夜晚飯前，突見小姪兒上線。香港三點多了，怎麼還沒睡？於是留下一句「go back to bed little friend」便煮飯去了。

飯後回來，他竟還在，還問我「你好嗎」。原來是大姪兒，現在可以每週放假一次回家過夜，就這樣首度跟他網上攀談了一個小時，我這叔叔真是既驚喜又是千般滋味上心頭。

這大姪兒聰明敏捷高大英俊，小時候跟我關係挺不錯，小學時是運動健將 (入選香港少年欖球隊啊)，但是過去幾年的路非常崎嶇，在黑白正邪中間反覆徘迴。一年前，再次失腳，幸好還自知無力自救，一天主動找我訴說，自己決意要進入一個遠離塵世的地方受訓，學習重新做人。對於那裡超級簡單的生活，從最初經常叫悶到昨夜反覆提了幾次「都幾開心」，或許他真的改變了。

姪兒，你大概不知道，當你昨夜主動把自己下一步的學習計劃告訴我，懂得謝謝我關心，又問我還要讀多久，還吐出一句「願主祝福你」的時候，叔叔的心跳動得多麼厲害。這一刻，我的眼也是濕的。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真願你的轉變是長久深刻的，叫那些看扁你無法改變的人掉眼鏡！

有朋自西方來，好鬼開心

【photo by Elliot Han, 11 years old】

上週，文康鳳君一家四口不遠千里，從美國東岸東渡到蘇格蘭東岸來請我吃飯，還專誠來學院接我放學，認真老友。

我前年到波士頓，他們請吃飯，他們從波士頓來，又是他們請吃飯；哎呀，這裡總算是我地頭嘛，係都唔俾我請，話佢地人口多我人口少喎，唉真係。(第次佢地去香港我帶埋D狗出來，多過佢，哈哈！)

他倆是我從前在波士頓的教會裡分別認識的，文康更是我的希臘文同學，同受教於子良老師門下。這麼多年來，我的希臘文靠著大量字典辭典工具書出貓書支援，一直都扮到吓野，倒是來到愛丁堡之後見到周圍高手林立，完全不敢吭聲，放下了，荒廢了。文康的希臘文不知怎樣呢？

自我神學畢業之後，印象中只有很多年前在香港見過兩趟，不料近來世界真是縮小了，年年都相聚 －－ 前年我到美國開會，乘機「回鄉探親」鼠返波士頓懷舊幾天；去年夏天在香港碰頭；今年竟然特地來請我吃飯，給我有藉口Chinese food一番，好高興啊。

我認識的第一個波士頓朋友伯勳兄 (其實是當年還未出發就已經在香港認識的)，還托他們帶來了自己的大作，一字箴言，就放床頭，每早提醒我那人生裡不可失去的。拜謝。

他們自己則送我一個『揸揸布殊』(Smush Bush) 讓我舒緩壓力兼練習手力，真好。(那個『揸揸布殊』由Unemployed Philosophers Guild出品，包裝上說明：Be Patriotic，Smush Bush。好搞野。)

我當年離開波士頓之前，他倆剛剛開始拍拖。這幾年見到他們帶著一對聰明標誌的兒女，live happily together thereafter，真是從心底裡戥他們高興。(咦？怎麼我沒有跟Elliot and Natalie合照啊？)

瑞典回眸之：納納雜雜繼續思想

媒體。宗教。文化。

三個在現實裡其實互相糾纏的範疇，在嚴肅的學術討論裡卻從來是互不相干甚至互相敵視的，直至十多年前，出現了一群踩過界的學者。

『媒體、宗教與文化』國際會議，由1993年在瑞典Uppsala開始，1996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州Boulder繼續，1999年移師蘇格蘭愛丁堡，2004年到美國肯塔基州Louisville。2006年重返瑞典，在中部斯德哥爾摩與Uppsala中間的歷史小城Sigtuna舉行，2008年將首次到南半球往巴西聖保羅，2010年到加拿大多倫多。

誠如Stewart Hoover在總結會議時指出，此系列的討論從開始已經帶有濃厚的北歐味道，今年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學者的參與明顯增多。與此同時，去年底伊朗德黑蘭大學也辦過一次『媒體、宗教與文化』會議，請了我老師和他們一干行家前往參與，原來一些伊斯蘭國家的學者也開始思考類似的問題，反映同樣的關注是跨越文化和宗教傳統的。

瑞典會議結束一星期了，謹此記下幾點縈繞腦際的思想雜碎：

§ Nick Couldry說，應該摒棄『社會』這個概念，根本沒有『整個社會』(the whole society) 這回事；他因此提倡搞『associology』(the study of how people associate) 取代sociology。【喔噢！】

§ Lisbeth Gustafson說，『自由』和『世俗』是瑞典新聞工作者奉為神聖的最終極價值，媒體一定不能夠跟宗教扯上任何關係，因為他們認為宗教跟自由是對立的。

§ Stewart Hoover說，所有宗教都是媒體中介的 (all religions are mediated) 【叮！中！】。現代的媒體只不過是我們用來構想世界的新方法 (a new way to imagine the world)，本身沒有值得宗教抗拒恐懼的地方。但是媒體帶來對權威的衝擊，宗教對媒體的排拒其實是一份道德恐懼，屬於對『現代』與『後現代』的焦躁的一部份。

§ 飲者自說自話：

• 基督教從來都是個以媒體建立的宗教，這其實應該是神學上的普通常識 (theological commonsense)，並非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新發現。宗教 (包括基督教) 從開始便是藉媒體來建構，依賴媒體而存在的。宗教典籍 (聖經) 本身是媒體，成典之前的口傳 / 口存歷史 (oral traditions) 也是媒體，成典之後的繼續流傳更依賴媒體，後來聖經能夠大量流通也完全因為一次空前的媒體革命 (古騰堡活版印刷)。簡單地講：沒有媒體，就沒有宗教。
• 可是很奇怪，不同時代的基督教會往往把媒體 (和文化) 看成跟宗教對立的外在個體，而不知道自己根本是透過它們孕育出來的，這是最終極的媒體盲 (media illiteracy) 和文化盲 (cultural illiteracy)。
• 宗教 (包括基督教) 除了必定是mediated之外，所有宗教信念的表述也必然是受文化侷限的 (all representations of religion are inevitably culture-bound)，因此任何宗教教導都必須而且必然是針對處境的，我們也只能這樣理解那些教導 (all religious teachings are thus necessarily contextual, and should duly be understood as such)。聖經亦然。

瑞典回眸之：我們是同窗的

咱四個同學能夠一道參加瑞典會議，十分高興。

我們從來沒試過這樣齊全地出席學術會議，這次彼此聽著大家的學術報告，事前互相支援鼓勵事後彼此回應提點，那份共同進退互相支持的「同窗」感覺特別強烈，加上老師放了安息假期整整半年沒見，異地重逢更高興。

這趟愛丁堡的『媒體與神學』組在會議裡可謂高調，我們所發表的研究，明顯地站在當今宗教與媒體跨學科對話的前沿。

Dwight、Miljia和我三人策劃的那個論壇 (panel)，以不同地域的案例，毫不隱藏地以基督教神學立場探視非西方電影的宗教與神學表述。所謂『電影與宗教 / 神學』的討論，自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蓬勃發展以來，主要的研究始終囿於北美和歐洲電影的視野。如今我們的論壇，擺明顛覆這個歐美中心主義和傳統的神學進路。按我自己的說法，我搞的是『無厘系統神學Unsystematic Theology ®©Yam』。

另外Amy的論文，則從基督教社會倫理和公共神學的角度，探討基督教『見證』所必然蘊藏的倫理要求，及其與當代傳媒慣用伎倆的張力。

會議裡大部份人都是從社會科學角度研究媒體或者研究宗教的，我們卻堅持自己是做神學的，在這一行裡屬於少數。而在神學 (as opposed to社會科學角度的宗教研究) 的行頭裡，認真地跨進媒體、普及文化、或影視研究的，更是少數。但我們的報告在會議裡都得到很好的回應，是開心的。

【Rosengarden in Sigtunastiftelsen, the conference centre】

會議結束之前一夜的晚宴前，主辦的『媒體、宗教與文化國際研究議會』和某學術出版社一同設酒會，慶祝該社『媒體、宗教與文化』系列的第一本書Religion in the Media Age面世。那系列的主編，原來正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傳播學院的Stewart Hoover和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的麥佐人老師。

呵呵呵，老師果然作風謙虛兼低調，出版社不特別公佈，我們都不知道他搞D咁野。(回想起來，其實Stewart Hoover去年應該曾經跟我們提過，是我沒有放在心上罷。)

那晚喝多了點點，晚宴後酒過N巡，我抓著麥佐人老師說，我要賄賂你，你現在是某大系列的主編，你一定要出版我的論文 － 假如我能夠完成的話，啊？老師大笑，好好好，別擔心，相信我，你一定完成的。

隨後我再找同窗祝酒，惺惺相惜，互祝『重返現實繼續努力』，他們祝我『先行一步 (畢業)』，我祝他們『前畢後繼』。我們並且約定，將來不知何年何日，如果都有幸在世界不同角落找到教席又有D牙力的話，一定要互相邀請當客席講師，以壯行色，一言為定，乾！

那夜，我們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5am the morning after at Stora Brannbo, the hotel where I stayed 】

瑞典回眸之：萍水偶拾

【Rosengarden in Sigtunastiftelsen, the conference centre in Sigtuna】

上週到瑞典『食吞拿』 (Sigtuna) 參加的是第五屆『媒體、宗教與文化國際會議』。上屆2004年在美國肯德基州路易威爾市舉行。

會議的地理因素吸引了不少東西歐和非洲學者參與。今次便有機會認識幾位在歐洲和冰島研究『電影與神學』的老師和博士生，都有論文發表，包括芬蘭的Sofia分析電影裡的女性彌賽亞形象，從德國到奧地利讀博士的Stefanie講近年歐洲電影裡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的關係，瑞典的Tomas探討當地大學生如何藉流行電影建構人生觀，冰島來的Anri分析電影裡的救贖論，而愛丁堡三博士生則從不同方向探視當代非西方電影的神學表述。研究和關懷的焦點雖有差異，但大家份屬同行中的同行，自然傾向埋堆。

【in front of new main hall, Uppsala University, 7 July 2006】

出訪Uppsala大學那天，恰巧跟原籍羅馬尼亞現於牛津工作的Oana同座，攀談之間竟發現我們有好些非常間接的無啦啦的「拉能」，譬如她在英格蘭唸的碩士課程，是我多年前曾經有份參與過最早期設計的；而她從前在克羅地亞的上司，竟是我以前那神學院的教授 ─ 即是德高望重的東歐神學家Peter Kuzmic。

Oana說很多英格蘭人對東歐既無知也無興趣，問我怎麼好像挺熟悉的。我說，豈敢，只不過很久以前有同事曾經拍過一套東歐片集，從中知道丁點皮毛吧。

但當我提到，因著八九年發生的事，有些中國人 (包括我自己) 對東歐總有點敬仰，Oana就表現得困惑而且難以認同，說，I’m not sure what happened then was a good thing。那刻我才猛然醒悟，當年我們歌頌東歐變天，可是隨後帶來的內戰殺戮無國無家，畢竟非我等外人所能道。

去年在巴黎認識來自奧地利的Alexander，如今果然在這個真正屬於我們這一行的會議裡重逢，端的高興。他的博士研究探索媒體對神學的衝擊，起點與目標和我相近，但路線和手法比我扎實，很佩服。

另外有些兩年前在路易威爾見過而且詳談過的舊面孔，重逢也不免互相問好。其中荷蘭牧師Ineke和我之間互相印象比較深刻，因為那次她發表的論文，我的即場回應曾經引來全場哄動 (也令我那次變得頗矚目)，皆因我們處境大異卻觀察相近，之後我們交換了很多心得。

她是歐洲傳播學大師Cees Hamelink的高足，那時已經讀了幾年博士，如今應當畢業了吧？不料她告訴我，上次回國之後十四天，家人發生車禍，她失去了一個兒子，丈夫重傷，唯有停學照顧家人，幾經波折最近終於完成了博士論文。而丈夫身體雖然康復，卻常常自責自怨。

生命的脆弱與無常再次叫我無言，難怪耶穌說，明天如何我們根本不知道。或許，我的『哥本哈根感言』裡第三個千萬背後，也隱含著一份這樣的難言。

瑞典回眸之：機場客運站

到瑞典開會，一來一回分別在兩個國家兩個機場遇上不快的事。

首先是7月6日下午到達斯德哥爾摩Arlanda機場，我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入境，可免簽證。不知怎的，那位入境官員的電腦總是無法讀到我護照上的資料，我站著呆等了數分鐘，也不知道她最後如何解決了那問題。

但跟著她竟然要我出示回程機票，然後才在護照上蓋印。

我曾經進出過的國家，說多不多說少也不算太少，從來沒有領教過要在入境時出示回程機票這回事。是因為我的護照可疑 (似偽造) 嗎？是因為簽發護照的國家嗎？是因為我是那個國家的公民嗎？是因為我皮膚的顏色嗎？無從深究，也不想。

然後是7月11日早上在哥本哈根轉機。我從來沒見過純粹轉機 (transit) 要在上機之前先通過passport control辦離境手續的，在那裡就要了，而整個轉機大堂對此沒有任何提示，只告訴你到某某閘口需要走多少分鐘，結果去到才發現原來還要辦手續，還要是N個閘口一條離境長龍，時間大失預算。

輪到我的時候，那位離境官員拿著我的特區護照翻來覆去很是困惑 …

她：你的簽證呢？

我：我是轉機的。

她：你必須簽證才可以進入神根條約國家，你的簽證呢？

我：我從斯德哥爾摩飛來，轉機到愛丁堡，沒有入境，只從A區那邊下機走到轉機大堂再來B區上機。

她：你下了飛機，現在身處這裡，就已經入了境，怎麼會沒入境？

我：我不是要來這個國家，我經過這裡轉機，沒有辦過入境手續啊！轉飛機為甚麼需要簽證？
(此時航空公司已經第三次廣播找我了) 你一是放我通過，一是下令航空公司等我。

看來她無法理解到底是甚麼問題，便叫我到旁邊的出入境管理總部。我一個箭步飛奔到那邊，急口令般重複剛才所說的，那位官員二話不說，便在護照上蓋印放行。

問題的根源其實很簡單，是哥本哈根機場的設計存在先天問題，放置入境離境關口時缺乏logistic control和operational management的思考。我就不相信我是第一個遇到這情況的人，除非那裏是沒有人轉機的。

哥本哈根感言

在瑞典小城參加幾天會議之後，航班大誤，滯留斯德哥爾摩幾場酒店過了一夜，今早6：20再起程。

昨夜倦極卻在床上輾轉，得到了三千萬，趁此在哥本哈根機場等候轉機的空檔記下來，其他方面詳情容後 (假如還有機會 / 時間 / 心情的話)。

第一，千萬別再埋怨香港熱到嘔電了。

我到達瑞典的那個下午，攝氏三十度，下飛機坐巴士到Sigtuna小城再烈日當空步行廿分鐘到會議地點，簡直熱到嘔茄，內外全濕。那幾天連晚上基本上都是炎熱的，不少人都是T恤短褲涼鞋一道，氣氛像極了年輕時去夏令營，或者是香港馬料水某大學的宿舍，以我縱橫學術界三十多個月，從未見過如此格調的學術會議，真是好玩。不過我在愛丁堡的裝備，除了內衣之外根本沒有夏天衫 (基本上沒有需要嘛)，熱死左。

第二，千萬別再投訴愛丁堡東西貴、不列顛聯合王國東西貴了。跟瑞典相比，我那邊是購物天堂。

瑞典貨幣Swedish Kronor (SEK) 幣值比港元略高，都是一美元兌7.XX。簡單市場觀察，舉例：一般三文治 (包括7-11) 大概SEK40-50，麥記魚柳包餐約SEK50；新片DVD大部份SEK199；從機場到會議小城的巴士SEK20 (路程不超過十公里)；往返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機場快線火車單程SEK200，我買的六小時內來回票SEK280；商場裡一般款式的Addidas or Puma鞋大約SEK900-1000。

第三，千萬別再實牙實齒地說預計一年內完成博士論文了。近期知道了一些同學論文口試翻艇的消息，好驚。

剛好老師看了我近期寫作中的大半章之後，那天跟我詳談，用我的香港俗語口吻來表達，他的大意是：『喂大佬你究竟想唔想畢業架？寫D咁既野出黎，都無「丫叫文」既！個日你present得又清楚又convincing，係呢度無晒。』(注意：我老師是很斯文的，我說話比他粗暴得多。) 我早知道自己寫得不好，磨來磨去都不滿意，給他摔兩下，挺好。老師的作用正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