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尋道.我愛丁堡

原籍智利，現任教於聖安德烈大學的Mario Aguilar前來敝學院主講『拉丁美洲的政治全球化與宗教分裂』（Political Globalisation and Religious Fragmentation in Latin America），發表本身還在撰寫的著作，其中論及三十多年來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演變。

他說，由柏林圍牆倒下到蘇聯東歐共產集團解體，很多人覺得依仗馬克思主義作社會分析工具的解放神學已經玩完，但實情卻非如此。只不過，如果各位所認識的是七八十年代以Gutierrez，Meguez Bonino， Sabrino等為代表的解放神學，那就忘記它吧，因為九十年代以後解放神學的發展已經大大不同，911之後就變化更大。

噢，我給他這一棍仆中了。當年解放神學鼻祖Gustavo Gutierrez到波士頓學院神學系教客座，講室堂堂爆滿，成班熱血沸騰如癡如醉，我對解放神學的第一手認識就是從此而來，也基本上停留在那個階段。

Aguilar指出，拉丁美洲天主教會在九十年代面對著三方面的環境因素，侷限了解放神學在當地的發展。

一，拉美部份國家由極權趨向民主，言論漸開放，教會本來是唯一可以自由討論的空間，現在失去這獨有角色。

二，鼓吹「富裕福音」的靈恩派教會橫掃拉美，他們相信物質富裕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令你物質富裕，跟宣揚「貧窮的人有福」的解放神學那套「貧窮福音」剛好背道而馳。

三，梵蒂岡在若望保祿二世領導下變得保守，傾向委任對解放神學並不熱衷的保守神父做拉美主教，令解放神學在當地無人力撐。

根據Aguilar的分析，解放神學到目前已經發展到第三代。七十年代的第一代解放神學，是拉丁美洲教會的前線工作者面對自己的新處境，對傳統那套做神學的歷史方法的質疑。第二代，社會處境，教會結構，神學型態都變了，出現了強調母性（maternalistic）的女性主義神學。

這兩代解放神學的共同特徵，是植根於苦難而非植根於辦公室。但隨著解放神學登堂入室，早期的解放神學家漸漸變成在辦公室而不再在受苦的群體裡做神學，解放神學遂失去神學與世界前線的尖端位置。

然而解放神學的三個基本點卻被繼續發揚：「hermeneutics of love」（堅信世界上有人需要而且值得我們愛）；「hermeneutics of distrust」（批判質疑既有成規）；「continuous enquiry」（不斷探索前進，不接受神學可以有搞掂收工或者得出最後答案的一天）。

近年的第三代解放神學以全球化浪潮下的普世問題為焦點，姿態粗暴直接（brutal），關懷物質世界，本土文化，消費主義等問題，敝校的阿根廷裔女性主義神學家Marcella Althaus-Reid提出的indecent theology即為一例。

是的，世界上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有）古往今來放諸四海皆准的「標準」神學 ––– 起碼我已經不相信有。任何個人或者群體的神學思想，必定跟他的背景和處境有關。一套試圖超越自己處境的神學，只會是不吃人間煙火而虛無飄渺得不知道是甚麼的東西，但偏偏總有人喜歡搞這套。

咱學院的前院長Duncan Forrester，雖然已經退休多時但仍然非常活躍地經常滿場飛。他有一條favourite question，總是用來「考問」我們這些五湖四海來的研究生：「你現在的研究跟你本身的處境有甚麼關係？」

有幸，我的研究目的是希望（注意只是「希望」）建構一套完全植根於自身社會處境與歷史經驗的媒體文化神學。感謝麥佐人老師兩年前努力把我從宇宙漫遊拉回自己的足球場的中圈的某一點 ––– 雖然那裡寸草不生，死雞死鳥，但總是自己的球場嘛。

【任我游，攝於2003年聖誕】

此刻，香港時間已經踏進了2月13日，「禁止私養家禽」的修訂條例已經生效。這幾天突然多了人關心小兒任我游的命運，謹此致謝，並暫報平安。

嚴格來說，從物種本身，立法精神，和法例所涵括的對象來說，任我游「應該」都不是針對的對象。

首先，任我游並非食用「家禽」（poultry），而是野生品種的鳥類。按品種分類，他是個「綠頭鴨」，英文mallard，在北美俗稱wild duck，學名anas platyrhynchos，在大自然環境裡主要居住溼地或者湖邊河邊，但不需要常常在水裡游。【進入看有關綠頭鴨資料】雖然他當年來自某市場，但早在回歸之前政府已經立例禁止在市場買賣。

其次，政府修例，其實主要目的是針對邊境地區那些不稱為農場的小農戶（即養雞數量少，本來無須領牌的）。而且「家禽」（poultry）的定義，是食用的（raised for food or eggs），任我游一不是用來吃的，二不是要下蛋的（他是個男的啊），根本不能列為「家禽」。

可是我們當知道，特區政府執法好難講，可能認為既然有個「鴨」字，就等於是家禽，正如「天鵝」有個「鵝」字一樣，殺錯好過放過，所以危機始終是存在的。假如有一天偉大的特區政府夾硬黎，我只好重拾N年前在美國文學課裡讀的On Civil Disobedience（1849）（Henry David Thoreau）的精神，對那不合理的法例實行公民抗命，再訴諸法律途徑解決。

撇開私人恩怨，政府這條修訂條例有甚麼問題呢？它的原意是要防止禽流感爆發，所以採取了一些主流傳媒所鼓吹的做法 ––– 從源頭制止病毒傳播。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所謂「果斷措施」是好的。

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這樣針對「私養家禽」，其實是個政治決定多於公共衛生決定。（當然我深明任何決定都必帶有政治成份。）政府高層怕黑鑊又搞多單SARS，立法會怕被批評為口水會辯論成世都無決議，主流傳媒站穩城市人角度力主保障大眾（即人口的大多數），大規模的雞場維護自己經濟利益；只有鄉村阿伯阿婆沒有政治議價能力，好洽D。養個幾隻雞幾隻鵝，生個幾隻蛋咁大把，無得傾啦，為大眾利益犧牲小我啦。Huh？

還有，這樣的急急立例，這樣的凌枉毋縱，報章天天吹噓那裡那裡又有多少死鳥，天天訪問醫學界（其實來來去去都主要是勞永樂）講到幾唔掂力主速速大屠殺，也反映了香港社會的過敏神經。正如那間發現死鳥的男拔萃張校長說：這裡根本常常都有死鳥，不過你們現在才大肆報導罷了。

咱們城市人對自然界採取了如美國「反恐」一樣的政策，奉行pre-emptive strike，先下手為強，對任何有可能傷害我們的風吹草動都怕得要死，為了保護自己性命，就對其他生命趕盡殺絕，斬草除根。噢，這世界不是大家共有的嗎？人類和其他物種不從來是互相依賴而存活的嗎？難怪敝教會Jude Law兄說，以身為人類為恥。

我們以為掌握了醫療科技，以為住在跟自然隔絕的城市裡，就可以絕對安全，百毒不侵。結果呢？我們的身心跟自然界的變異脫了節，反而不能適應自然環境裡的大小變化，更無法抵禦任何微小的威脅。簡單地說，就是失去了抵抗力。

不久以前，香港大部份幼稚園幼兒院都一定有「自然角」（正如世界上絕大部份的幼兒教育機構一樣），養著各種小動物（包括禽鳥）。自從1997年第一次禽流感之後，雞鴨鵝小鳥都不許養了；2003年SARS年開始，甚麼動物都不再養了。這個恐慌的城市像在告訴小朋友，大自然是危險的，動物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把這個「人與自然」的深層次矛盾愈划愈深。（噢，SARS期間政府的信息好像更恐怖：我們雙手是自己最大的敵人！搞錯！）

世界上有禽流感的地區不只華南與香港，但是哪有那立法禁止私人自養家禽的？在家裡飼養各種動物（包括禽鳥），和給野生動物餵食，在很多國家都很普遍而且受鼓勵。

可是世界衛生組織說，東南亞各國人禽共住是禽流感容易擴散的主要因素，這是明刀明槍的種族與文化歧視。問題根本不是人禽共處，而是個人和社區衛生，和人的健康與抵抗力問題，而這又連結到經濟條件的問題，又牽涉到跨國貧富懸殊的問題，又涉及全球剝削的問題 … 。

唉，勞氣，愈講愈大舊，頂！

【按： 基督教《時代論壇》網上版的『時代講場』近日刊載了一篇文章，題為『影評《魔幻王國：獅子‧女巫‧魔衣櫥》』 ﹝進入看文章﹞，我看了又忍不住手，貼了回應如下。請注意我到目前為止從未看過該片，我談論的是那篇自稱為影評的文章而不是那套電影。】

甚麼影評？

首先，請注意，並非任何談論電影的文章都是「影評」，正如並非任何關於宗教或信仰或者提及所謂「神學」概念的文章都是「神學討論」一樣。

陳國偉這篇文章，一不是影評二不是神學討論，而是『從讚嘆《魔幻王國》的電腦視覺效果忽然轉而介紹幾個古典的救贖觀』。文章前半像電影宣傳文字多一點，後半則企圖告訴讀者該片很有宗教意義所以應該捧場。

第二，所謂「國際影評一致推崇」，言過其實矣。陳國偉所引述的，全部來自美國本土，而且十足電影廣告所引述的格局一樣。其實該片在各地反應不一，評價爭議甚大。單以我最近參加的一個宗教研究會議為例，光是針對電影和小說裡以「獅子」為象徵人物，就有人推許為成功採用了一個跨越文化超越時代的恰當象徵，也有人批評為充滿落後的殖民主義霸權色彩。

第三，文章談所謂「電影元素」，其實只是大讚片中的電腦視覺效果（CG）怎樣怎樣精采令他目不暇給，其他如演員，攝影與非電腦的視覺效果，導演與場面調度，影像與音響的切割，劇本的處理和跟原著的關係，等等等等，一句都沒提及。難道電影就等於CG嗎？當然不是。那麼難道CG是本片最主要的元素嗎？似乎又不是。假如陳國偉精通CG，以專業角度評論本片的製作，那還有看頭，可惜他不是。打個可能不完全適合的比喻，就好像有人看完一場足球比賽，光是評論兩隊的球衣和球場的草地一樣。

第四，文章忽然轉談「原著的救贖性」，就令人找不著頭腦。不是說寫「影評」嗎？要討論故事的救贖元素，怎麼不集中討論電影裡展現的救贖觀，卻要跳到原著去呢？看來，作者假設電影跟原著是完全一致的，然而這是事實嗎？

第五，就算電影充滿所謂「救贖性」，那又如何？有「救贖性」就足以成為好電影嗎？內容信息有（宗教）意義就足夠了嗎？而且坦白說，我不明白所謂電影或小說的「救贖性」是甚麼意思。

其實圍繞迪士尼製作《魔幻王國》一事上，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譬如改編跟原著的關係 ---- 不但指故事情節，還牽涉其他課題。例如，魯益師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寫給基督教文化下長大的讀者看；迪士尼卻必須令電影全球賣座，那他們怎樣把原著信息「非宗教化 / 普世化」？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又怎樣解讀裡面的象徵信息？然後，迪士尼又要利用基督教界的力量來做市場推廣，教會又把影片「騎劫」為佈道工具，種種「互相騎劫」的現象，便十分有趣。

然而陳國偉的「影評」，諸事不談，「萬法歸中一救贖，講來講去一幅被」，視野偏狹，實屬可惜。 學古斌兄的結語說：「基督教文化創作的瘦弱就在此。」

這幾天真的好凍。

在愛丁堡第三個冬天了，印象中從沒有像這兩天那種真的覺得寒冷的感覺，屋裡暖氣整晚要開到「正常」度數（我平時習慣開好細而且自動控制只間歇地開）。

星期一早上看BBC天氣網頁，才知道原來早上日出前愛丁堡市只有零下5度。（在真正寒冷的地方，這只是小兒科，但在其實不算很冷的愛丁堡，這已經好犀利了。）

下午回學校，沿途所見的草地都舖滿了一層白色，夜裡結的霜都沒溶。晚上回家一路上，只能說是好凍好凍。

昨日農曆年初三，偷閒給自己弄個開年晚飯玩下 –– 使出渾身解數，首創「一人小盤菜」，勁唔勁？

材料：冬菇，蝦乾，瑤柱，大蝦，薯仔（代替蘿蔔）；以蒜頭大蔥吊味，略加油鹽糖小許。

結果：正到痺，仲食唔晒要打包添。

伴餐紅酒：Andrew Peace Masterpiece Shiraz 2004（Australia）。（鳴謝FAITHeatre與Dot Theatre聯合贊助，於Mary’s Kiss首映後原封不動留低益我！如果唔係過年都唔捨得開。）

本來除夕年夜飯也不錯，一早計畫好要弄我其中一味招牌菜「蝦仁炒蛋」，卻竟然略為失手，甚無癮。

之後一直盤算著再給自己搞甚麼開年好呢，但工作心情挺忙碌，到今天才的起心肝煮鑊勁野。好在煮得認真唔錯，總算對歷史有所交代。

前天年初二開始出席大學一年一度的Gifford Lectures系列講座，散場之後一個在九龍出生的英格蘭人唔知點解看出我來自香港，抓住我鬼咁多野講，他非常健談甚麼都能夠講一番，但似乎相當好奇我和旁邊的新加坡同學，為甚麼會老遠跑來蘇格蘭唸基督教的神學。

我看出他的意思，唔知點解立刻好醒咁答：「Well，正如很多人說不列顛和歐陸等地方是後基督教社會，我們那裡其實也可以說是後儒家後道教後佛教社會呀。」（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對自己本來那一套沒興趣，你猛學東方野，我咪又研究你囉。）

他追問：「那麼你覺得自己有受儒道釋影響嗎？」

我答：「當然，影響非常深遠，正如你們無論如何否定基督教，始終深受它影響一樣。」

「丫，講得好。」

跟高手怪客站在寒風中過招完畢，雙方很快慰地握手拜拜明天再見。

反正先前跟新加坡來的T同學也正談得興起，而且平時難得一見，便順便一起晚餐繼續口水。T是新加坡聖公會的牧師，去年剛來讀博士，專研愛丁堡一代神學大師 T.F. Torrance，在大師的根據地原地探索，確保原味。閒談間提及幾位廿世紀的神學宗師，他簡明握要點出他們的精髓特點，我突然好像補了一課當代神學一樣，認真執到。

年輕時扮有野，涉獵過一點關於現代神學的書；後來學人讀神學時，又狂啃了一些新經典，但始終是見樹不見林，缺乏了一副全局視野。

如今一頓意大利粉，登時打通經脈。真多謝T –– 他的中文名字，又劍又文，甚有武林高手的味道。果然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