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師門夜宴到最後一杯 :: from the last supper to the last pint after that

Within a month or so, our 'gang of four' in media and theology (my core PhD cohort in Edinburgh) will be scattered in different spots in the world.  Each is going toward a different future, but the common motif among us is uncertainty.  A more desirable common motif that we like to carry with us is to continue our collaborative rapport and materialise it into a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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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師門夜宴之後，各有方向。

老師到美國教課，咱們共同進退幾年的媒體與神學四人幫，也即將四散。

天下筵席本如此，只是同窗四載，終究殊途同夢。第二天，德仔給四人幫的電郵說，一覺醒來才驚覺，昨夜那頓原來是最後晚餐， 但是，不是這樣就告別吧？

結果隔了一周的星期日下午，在城中某酒吧相聚。那杯一碰，碰出了咱們四人在愛丁堡的最終回，也碰出了不知多少過去未來 ...

談到咱們老師最勁的強項，大家都公認，是他在行內廣闊而實在的人脈網絡，往往能夠在適當時候把我們跟一些決定性的人物接通。我也差點忘記，自己在撰寫研究建議的初段，就曾經因為他的緣故，有機會跟兩位不同專業的大師詳談，指點迷津。（雖然我後來並沒有走上他們建議的路，但那是後話。）

此際，有人論文雖未完成，卻是形勢使然先行告退，舉家回歸祖國，搬到從未住過的陌生城市。上主恩典，朋友關照，人未到已經先有了棲身的房子，落腳之後再探前路。

有人雖早獲名校聘任，但該校極鮮明的宗派信仰色彩，叫咱同學刻意保持距離，亦知非久留之地。

有人因獎學金年期限制，必定要今年之內完成，然而世事紛擾，日後大概也無法返回祖國工作。

有人快將返回故鄉，雖非無處容身，只是對於如何安放自己，並不明朗。

共同願望，是延伸在愛丁堡開始的那份遙相呼應，化成具體的跨國合作寫作、出版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