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回眸之：萍水偶拾

【Rosengarden in Sigtunastiftelsen, the conference centre in Sigtuna】

上週到瑞典『食吞拿』 (Sigtuna) 參加的是第五屆『媒體、宗教與文化國際會議』。上屆2004年在美國肯德基州路易威爾市舉行。

會議的地理因素吸引了不少東西歐和非洲學者參與。今次便有機會認識幾位在歐洲和冰島研究『電影與神學』的老師和博士生，都有論文發表，包括芬蘭的Sofia分析電影裡的女性彌賽亞形象，從德國到奧地利讀博士的Stefanie講近年歐洲電影裡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的關係，瑞典的Tomas探討當地大學生如何藉流行電影建構人生觀，冰島來的Anri分析電影裡的救贖論，而愛丁堡三博士生則從不同方向探視當代非西方電影的神學表述。研究和關懷的焦點雖有差異，但大家份屬同行中的同行，自然傾向埋堆。

【in front of new main hall, Uppsala University, 7 July 2006】

出訪Uppsala大學那天，恰巧跟原籍羅馬尼亞現於牛津工作的Oana同座，攀談之間竟發現我們有好些非常間接的無啦啦的「拉能」，譬如她在英格蘭唸的碩士課程，是我多年前曾經有份參與過最早期設計的；而她從前在克羅地亞的上司，竟是我以前那神學院的教授 ─ 即是德高望重的東歐神學家Peter Kuzmic。

Oana說很多英格蘭人對東歐既無知也無興趣，問我怎麼好像挺熟悉的。我說，豈敢，只不過很久以前有同事曾經拍過一套東歐片集，從中知道丁點皮毛吧。

但當我提到，因著八九年發生的事，有些中國人 (包括我自己) 對東歐總有點敬仰，Oana就表現得困惑而且難以認同，說，I’m not sure what happened then was a good thing。那刻我才猛然醒悟，當年我們歌頌東歐變天，可是隨後帶來的內戰殺戮無國無家，畢竟非我等外人所能道。

去年在巴黎認識來自奧地利的Alexander，如今果然在這個真正屬於我們這一行的會議裡重逢，端的高興。他的博士研究探索媒體對神學的衝擊，起點與目標和我相近，但路線和手法比我扎實，很佩服。

另外有些兩年前在路易威爾見過而且詳談過的舊面孔，重逢也不免互相問好。其中荷蘭牧師Ineke和我之間互相印象比較深刻，因為那次她發表的論文，我的即場回應曾經引來全場哄動 (也令我那次變得頗矚目)，皆因我們處境大異卻觀察相近，之後我們交換了很多心得。

她是歐洲傳播學大師Cees Hamelink的高足，那時已經讀了幾年博士，如今應當畢業了吧？不料她告訴我，上次回國之後十四天，家人發生車禍，她失去了一個兒子，丈夫重傷，唯有停學照顧家人，幾經波折最近終於完成了博士論文。而丈夫身體雖然康復，卻常常自責自怨。

生命的脆弱與無常再次叫我無言，難怪耶穌說，明天如何我們根本不知道。或許，我的『哥本哈根感言』裡第三個千萬背後，也隱含著一份這樣的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