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business of theology it is hard not to be controversial - Jurgen Moltmann

Monday, 14 February 2005

訃聞:別了,我最愛的女兒 . Obituary: Farewell, My Most Beloved Daughter

遺愛狗間,典範長存


情深說話無從講,未曾道別已分離,

千山萬水哭無淚,他朝塵土裡相逢。

愛意洋溢的情人節早上,我們最愛的大女兒程佩德(德仔),在最疼愛她的母親含淚送別之下,終於離開了我們。她父親身在遠方夢未醒,收到來電已是人狗相隔空遺憾,再次做了不負責任的失蹤父親。

去年十一月底,醫生發現她患了癌症,而且已經擴散身體不同部位,無法治療。我由十二月初開始用番邦草藥實行另類治療,希望讓她的餘生能夠儘量平靜少痛苦,當然還抱有一絲對奇蹟的寄望,可惜為時已晚。

兩個多月來,德仔除了右腿因為巨形腫瘤壓著神經,走路拐拐下之外,都是食得痾得行得訓得好地地的。縱使渴望的奇蹟沒有出現,但她衰退的過程十分緩慢,情況非常穩定。沒想過新春期間幾天內急轉直下,Ian醫生認為她已經非常辛苦,極力主張是時候讓她平安歸去了。

德仔是頭略帶狼狗(德國牧羊狗)血統的唐狗,1992年6月生於沙田道風山某戶人家處,同年八月便來了我家,跟我們分享了十二年半滿足快樂的時光。

正如其他德國牧羊狗一樣,她小時候全身黑默默的好可愛,而且正如大部份小狗一樣,活潑跳皮而溫純。但德仔的特點是天資聰敏過狗,好奇心和學習能力極強,而且很有狼狗的定力和服從。長大後雖然體型中等但相貌非常狼,英姿颯颯好醒神,到了幾歲大仍然被人以為是未成年的狼狗。

她是我家的首席保安主任,主責監視電單車,送石油氣的貨車,和樓下鄰居的進出舉動;最近一兩年才漸漸退居幕後指揮,由其他年輕後輩分擔職責。

她跟我一樣喜愛平靜生活,村內其他狗狗有異動她必然站出來觀察,卻會保持冷靜絕少吠作一團;家裡小狗吵鬧,她就走到一旁遠離糾紛無咁好氣。

十多年來,德仔一直非常健康,而且十歲過後依然頗為活躍,從沒試過大病纏身,也算是她和我們一家的福氣。

德仔,我非常對你不起。你用了你的一生來陪伴我,我竟飛了到老遠的地方,沒有陪伴你走過最後的路,是我永遠的遺憾,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過去幾天,你一定很掛念我,在渴望我快點回來了。你會原諒我嗎?

我從沒想過你會這樣突然離去,你大概也沒想過自己會這麼快就要走,不過正如我經常對你說,你永遠都是我最愛的大女兒,永遠都是。只有你跟過我到西貢海旁吃飯散步,在沙灘上跑來跑去,又自己從堤壩跑下海裡游,嚇得我衝下去拉你回來。感激你跟我們分享了十多年歡樂的歲月,我很滿足了,相信你也挺滿足吧?最近幾年家裡的狗口多起來,我給你的時間和注意也少了,但你也只是默默接受,不像弟妹那樣爭風爭寵。

爸爸永遠懷念你每早給我的凍鼻哥和濕舌頭!謝謝你。

德仔,乖!


母 程佩新
父 任志強
妹 程小熊
弟 任我游 [任一多]
姪 任踏雪 任白石 任灰灰 任棕棕 任向前 [任海獅]


(德仔病發經過,見:http://yamje.blogspot.com/2004/11/my-daughter-has-cancer.html)

Saturday, 12 February 2005

Death of a Playwright 劇作家之死 (2nd augmented edition)

Arthur Miller died yesterday in his home in Connecticut, USA.

1915-2005; 89 years old.

Arthur Miller is the great signpost in American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a giant in contemporary drama, a man of tremend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integrity.

Every student of literature must have studied Death of a Salesman 推銷員之死, which won him a Pulitzer Prize and a Tony Award in 1949 when he was just 33. And we should also at least be able to spell out the titles of The Crucible and A View from the Bridge 橋頭遠眺, even though we may have never truly read them.

But the most memorable thing about him (apart from his legendary marriage with Marilyn Monroe) was his strong stance against the McCarthy Inquiry in 1950s Hollywood, which was a witchhunt for 'communists' among media people. He put himself at stake for what he stood up against. He put this contempt into his work, and wrote The Crucible which is set in the horrifying witchhunt in late 17th century Salem (Massachusettes, USA).

I was too young when I studied his work back in college, too inexperienced in life, too simple and naive. I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what he was all about. The closest I ever got to him in those days was in Chung King Fai's class of 'Acting and Directing', when I played a conversation scene between the two brothers in Death of a Salesman. Nothing beyond that. Shame.

It was many many many years later that I gradually began to feel little bit of Arthur Miller's critique of the social myth of upward mobility (the so called 'American Dream'), and especially his warmth and acceptance toward the weakness in humanity, and the like.

Gone is the playwright as a conscience of his nation.

Obituary from BBC: http://news.bbc.co.uk/2/hi/entertainment/233032.stm

Complete works of Arthur Miller: http://news.bbc.co.uk/2/hi/entertainment/4258563.stm

The legacy of Arthur Miller: http://news.bbc.co.uk/2/hi/entertainment/4258305.stm

Wednesday, 9 February 2005

始終都係Methodist


上星期日回到了循道公會暱高申廣場堂(Nicholson Square Methodist Church)參加主日崇拜,感覺很好,霎時間很覺得自己是在敬拜上主,是worshipping the transcendent,沒有激情,卻是觸動,是一份我沒法用文字或言語解釋的突然而來的觸動,反正就是一份感覺吧。而事實上我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有這種感覺了。

到底是我已經失去了跟上主接觸的能力,還是教會失去了引導人接觸上主的能力?

又或許我是個信仰上的假洋鬼子吧?從波士頓讀神學開始,我的信仰 / 宗教 / 神學思維基本上是用英語進行的,其他方面的學術思維都是。(中文的學術著作我其實看得很辛苦。)於是,我的上帝是講英語的,只有用英語我才懂得跟他接觸。就算在香港教學或者講道,我準備的時候其實也是先用英文起草大綱的。哎呀,死啦,點算好?

暱高申廣場堂就近我以前住的地方,在愛丁堡第一年,星期日假如想返教會的話,多半會到那裡。不過因為我怕羞怕人多,初時大多是參加人少少的黃昏聚會;而且它的黃昏聚會比較有趣,不一定是一堂普通的崇拜,有時會安排一些特別的對談,談論的包羅信仰的生活的社會的政治的課題,還試過請了隔鄰伊斯蘭清真寺的負責人過來對話,都幾好玩。

那時,我只有在黃昏聚會之後才會釋然地留下來coffee and tea,日間就會一散場急急腳鬆人。由此就逐漸地認識了一些人,有傾有講起來了。

上次離開愛丁堡之前,那主任牧師Paul King剛剛退休,新的Peter Clark還未到任;今天他第一次見我,還以為我是新來的。

我在這裡不是沒到過其他教會,但大部份都一去無回頭,感覺始終唔知點咁,到了這循道會卻立刻感到「如歸」(feel at home)。上週便曾經到了住處附近屬於Church of Scotland的Pilrig St. Paul’s,沒甚麼不好,就是不合口味,對我來說太high church了。而且那是很典型的British church -- 人口極度老化。Nicholson Square 可不是這樣嘛,老中青小朋友四代同堂,高興得多。

那天K同學車我搬行李的時候談起,他說到過幾間Church of Scotland的教會,沒有一間感覺到有個dynamic community,實屬可悲。但是我卻看到在Nicholson Square是有的 -- 我還不敢說很dynamic,但是community肯定是有的。

哈,原來我是個die hard Methodist at heart。D牧師聽到一定好高興。

Saturday, 5 February 2005

那些逆流而上創造歷史的人

剛剛這個星期四咱們學院裡的「神學與倫理」研討會好過癮,揉合了學術演講,戲劇演譯,和創作心路的分享,很有impact。

這天研討會主題是「Enacting Faithful Politics」,我中文渣野無法傳神表達它的豐富涵義,姑且可以譯成「實踐信仰的政治」,又或者「踐信於政」吧。

我校專研十八世紀基督教神學歷史的教授Jay Brown,握要介紹了三個很有趣的古人,怎樣逆時代潮流而創造歷史 - 包括促成不列顛聯合王國在1807年廢除奴隸制度的William Wilberforce與John Newton,和原籍蘇格蘭的保育自然先驅John Muir。

然後由一位演員以獨腳戲演譯那些人物的重要片段,一人包辦敘述和扮演所有角式,爬山上船落海樣樣齊,精采絕倫。跟著再由編劇分享他怎樣從歷史材料抽絲剝繭,創作出這劇本的歷程。

十八世紀的不列顛王國,是世界買賣奴隸中心,奴隸貿易是全國的經濟與軍事利益所繫。William Wilberforce 廿一歲成為下議院議員,而且是年僅廿四歲的年輕首相的最好朋友,縱橫於倫敦上流社會,私生活浪蕩不羈。有一天不知怎的無啦啦與上帝碰撞,竟然投入了當時只有低下階層才參與的福音信仰活動(正如礦工先至會聽John Wesley佈道一樣),從此成個變晒,後來居然拿全國的經濟利益教飛,主力鼓吹廢除奴隸制度,爭取數十年結果在1807年成功立法。

至於John Newton,晚年所作的聖詩《奇異恩典》係人都識,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was blind but now I see …。首歌唱左幾十年,覺得好「行」,但是當知道了他一生的歷程之後,才懂得細味歌詞的深意。

John Newton 本來也是個糊裡糊塗四維亂媾的人,唔知點樣做左基督徒之後,修心養性做了船長。他的船,專門替人運送奴隸,為國家為同胞的最大利益服務。一面讀經祈禱唱聖詩歌誦上帝一面販運人口,內心都唔知幾平安 …。直到有一天,William Wilberforce無啦啦找他講埋晒D衰野,於是他再次跟上帝碰撞了,今次大鑊了,失驚無神從一個販運奴隸為人民服務的船長變成一個鼓吹廢除奴隸的人民公敵。

不列顛廢除奴隸買賣之前,John Newton已經離開世界,看不到最後成果,而且他晚年已經雙目失明甚麼都看不見,但他的晚年作品竟說:「was blind but now I see。」他回顧一生時說:「Two things I know:that I am a great sinner,and Jesus is a great saviour。」

還有John Muir,童年時由蘇格蘭移居美國,後來輾轉因養病而到了加州,身處優山美地(Yosemite)驚嘆創造之奇偉,深感自然之可貴,終窮其一生排除萬難推動保育野生生態,搞到羅斯福總統親臨山野拜訪求教。1914年,這位保育自然運動之父離開了世界,世界卻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步入全球生靈塗炭的殘酷世紀,人類對上主的創造全面而無情地踐踏。好一個juxtaposition。

Professor Jay Brown 說,好些歷史學者認為歷史是關於體制的,時勢的,個人在歷史洪流裡無關重要。但他卻堅持,歷史是人的歷史,是人的故事,歷史是由人構成的。

那麼,到底我們是隨著時代的洪流裡漂來漂去,在漂流教室裡自保求存,還是能夠勇敢努力開創一段那管是多麼微小的小歷史?

我們又有多大勇氣跟週遭的大氣候抗衡,敢於做與大眾當前利益背道而馳的人民公敵?

甚麼時候,我們才敢於今是昨非,可以像John Newton那樣說: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uesday, 1 February 2005

重返愛丁堡之:人面桃花無樣紅

我特意安排自己星期四回來愛丁堡,為的是可以馬上回學院參與我所棣屬的「神學與倫理科」每週研討會。我已經離開整個學期,確實餓得太久,簡直是神學飢荒營養不良學術生命危危乎。

唉,好悖!回來才知道,原來負責的倫理學講座教授羅邁喬今學期休假,改由咱們「傳媒與神學」的麥佐人老師擔任研討會召集人,難怪整個學期的題目都帶有陣陣媒介文化和藝術氣味,零舍對嘴型。如果呢個學期唔出現,肯定是損失。好在。

麥老師一到場,見到我已經返來仲罕有地坐正大堂正中,十分高興。(我平時多數坐歪,當日特登要俾人容易見到。)完場後他自豪地跟我說:「呢期我做召集人架,正唔正?」晚生答:「好掂呀,合味道呀。」老師謂:「係哩!」

這等研討會每週邀請來自不同地方的學者,或是本校的老師同學,分享他們的研究動向或者尚未出版的著作,是很好的學術刺激。研討會不同上課,不會次次正中下懷100% relevant to your research,但勝在新鮮刺激千奇百怪,有時聽到覺得「唔係嘛條友講野」,有時會「嘩勁呀咁都得」,最高興是偶然會俾佢一野仆中,舉一反三再三反五反當堂搞通思想,發達!無論如何,總之是個開拓視野的場合,讓我們這些「窄士研究生」唔駛日日夜夜凈係卦住自己研究個幾句野。

不過經驗中最高興的其實是由自己同學發表的時候,氣氛最熱烈而且溫暖,像是一份同門師兄弟姊妹互相支持的感覺。其實按我原訂的進度和這個學期的研討會設計來看,本來也應該是我上馬的時候了;大概老師也體諒我遭逢劇變重創,沒有推我上陣。

這等研討會也讓我們這些閉關研究生出關湊湊人氣,不用單單對著電腦書本和自己塊鏡。這天久別重回,新知舊雨聚一堂,感覺熟悉且陌生。當年同期來唸「傳媒與神學」碩士的都已畢業離去 - 愛爾蘭來的璐仙追隨男友到了倫敦工作;德國來的暉雅回國繼續唸教育;加州來的哥頓康維爾校友基斯巴藤本來打算完成研究碩士之後繼續唸博士,卻打了退堂鼓轉到多倫多去;南韓來的哥頓康維爾校友鄭錫勳最初也計畫完成研究碩士再唸博士,轉態之後現在失去聯絡。本來基斯巴藤的研究路向跟我輕輕有一點點相近,有得切磋,知道他走了,有點失落。另外印度來的學兄森湯密士已經交了論文,可喜可賀,正等待2月22日口試。

當天也見到了去年剛來的傳媒與神學研究生,包括美國密歇根來的愛梅(去年在美國的「傳媒宗教與文化學術會議」已經碰過面),和在非洲出生長大的加拿大人德威。他們見我出現,非常高興,期望我做師兄的多點跟他們共聚交流。麥佐人老師也說,你多點組織他們一起切磋吧。哦。

剛才在另一個研討會裡剛剛又見番在美國的會議認識的美娜,隻身帶著兒子從東歐塞爾維亞來唸傳媒與神學碩士,真不簡單。

現在開始,我要全速把自己帶進寫作狀態了。幾個鐘頭前,還是盤算著怎樣整理好論文第二章;可是剛剛又身痕自己拿屎上身,請纓為《世界基督教研究學刊》(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關於「基督教與電視」的專號貢獻一篇主題文章(該期由麥佐人老師當客籍主編),唉真係唔識死。

今次大劑,我還要準備三月初到巴黎的「媒體與信仰」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唉真係唔識死。

不過咁,有得亮相梗好過全程自閉。在國際學術會議和有份量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始終是研究生涯的重要里程,好多人恨都恨唔到。而我大半年前為神學期刊《Expository Times》寫的書評,也終於在11月號刊出了。有D開心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