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司徒威教授

上星期五，Professor William Storrar臨別秋波，作了在本校任內最後一次演講。

他以『要把牆壁怎麼樣？論廿一世紀的公共神學與宣教使命』（What will you do with these walls？ On Public Theology and Mission in the 21^st Century）為題，談論無形與有形的教會，情理交融，絲絲入扣，把個人的信仰反省與學術探討和事業進程，跟愛丁堡大學「神學與公共事務中心」的議題互相呼應，回顧展望再寄望，讓我這個年紀不輕的學術小朋友聽得出神。

Will在1971年進愛丁堡唸政治，之後再唸神學，成為蘇格蘭教會的牧師，後來再返來讀博士，在兩間大學各教了幾年之後，2000年獲敝校聘為「應用神學與基督教倫理」教授，兼神學與公共事務中心主管。

他說，愛丁堡在1939年設立這個應用神學的教授席，到現在依然是整個不列顛聯合王國裡唯一的應用神學教授席（professorship），因為這裡認為應用神學本身是一門totally legitimate discipline by itself，而非附屬於神學邊緣的次等學科，這點跟其他大部份學府不同。【解釋：不列顛的大學編制和香港的舊制相仿，跟美國制完全不同，並非成間學校個個都叫professor；基本上每一個academic area（不是每個學系）只有一個professor，是該範疇的最高學術領導人，其他的只是lecturer or senior lecturer。】

Will說， 設立應用神學教授席，又指定由這個教授負責領導神學與公共事務中心，本身就是一項神學上的嚴正宣告，認定伸張社會正義是教會群體最重要的核心使命，地位不 在傳統的福音使命之下。而愛丁堡的傳統，正是把嚴謹的神學探究，貫注在各種公共事務的討論中。因此神學與公共事務中心也一直跟蘇格蘭國會保持活躍對話。

我那範「傳媒與神學」，其實也是這個神學與公共事務中心轄下的研究計畫，而且我有段時間很活躍參與它的各種研討會，所以跟Will Storrar都算有點接觸。他是個很好的演說人，喜歡用具體事件和簡單語言，演說的時候常常處於冷靜與肉緊之間，走在嚴肅與戲謔的鋼線之上。

七月開始，Will Storrar將出任美國普林斯頓神學探究中心（Center for Theological Inquiry）主管。

是為不列顛學術人才外流的最新案例。

在聖安德烈待了一天

上星期一，公眾假期，放下寫作，跟了學院的大隊，到鄰鎮的聖安德烈大學參加「蘇格蘭神學研究生研討日」。

這個每年一度的聚會，由蘇格蘭各老牌大學輪流主辦，其實是個很好的場合，讓咱們這些學術程度和興趣較為接近的人，可以互相認識切磋一下。
去年在格拉斯哥舉行的時候，我正準備評核還在拼命寫野好緊張，沒去。今年去，其實主要是對那個地方好奇 …

那個在愛丁堡東北面的寧靜小城，由咱學院開車到下車大約一個半小時，是哥爾夫球的發源地，有蘇格蘭最古老的大學（也是牛津劍橋之後全世界第三間講英語的大學），是永遠漂亮的Her Royal Highness戴安娜王妃的大兒子讀大學的地方，我好朋友的丈夫當年也在曾這兒求學。

當 天愛丁堡大隊陣容龐大，不單參與人數眾多，全天發表的二十個學術報告，佔了一半是咱們同學的，認真「啞咋」。我所聽的，各人的研究範圍和進路大都比較正路 兼穩 陣，不過一個聖安德烈的哥哥講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一本兒童書裡面的宗教觀念，就相當過癮，是跟我那範最接近的了。

最 鬼 悶反而是最後由聖安德烈某大教授負責的示範表演，大講甚麼由社會科學角度研究聖經，套用社會身份理論閱讀保羅。喂唔係嘛大佬，我差不多廿年前拉著車尾 學人研究新約的時候，已經識得呢範野啦，而家當驚天新發現？或許我始終唔係呢範，聽不懂小節裡的驚人處吧。Anyway我睡了幾分鐘。

有同學問我怎麼不露兩手，唉，這真是啞子與黃蓮的問題，只能慨歎近期自我形象低落，覺得自己D野唔得，無晒心機，想來想去終於甚麼題目都沒交，只聽不說，問下問題算了。不過都跟「傳媒與神學」幾位學弟妹約定，明年大家都一定要發表點東西了。

午飯後趁機在小城裡逛逛，果然別誌有味道，甚正。但它實在太小太平靜了，對於我這種在城市長大只不過現在扮看破紅塵扮反璞歸真的人來說，大概不可能在這兒 獃上幾年，於是更佩服那少數幾位在此潛修得道的港產神學人，龔兄鄧兄張兄，果真世外高人非同小可。勁。

很難想像那位剛從King’s College London轉來的講師Steven Holmes怎樣適應。叫我做一個學期visiting scholar都未必得。

不過如果能夠跟愛人來個excursion，當作別論。

唉，又胡思亂想，做野啦！

哦。


寫此文之前自攝於工作檯前，2005年6月6日下午
[權充小書架的紙皮盒是從超市拾回來的，堅固得很]

六四事件60週年慶典

【按：去年六四之後，寫了這篇狂想之作。時光荏苒，轉瞬又一年，家國情結理還亂 ...；是夜懷想，作了少許修改，載此獻世。】


2049年6月4日，六四事件六十週年。

北京城大街小巷都特別佈置一番，全城氣氛既輕鬆又莊嚴。

大清早，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大會，中華聯邦各地政要齊集，還有大批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民眾和青年學生，參與的人雖然佈滿了整個廣場和一大段長安大街，秩序卻井井有條，現場只在外圍由三百名公安人員負責維持基本秩序，場內不設保安。

現場盛況，由中央電視台負責把立體影像傳送到全世界，估計除了中華聯邦全體十八億七千萬公民在家中參與之外，尚有數以億計各地人士在外地參與。

大會特別邀請了六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回來。他們都已八十出頭了，腳步蹣跚地來到嘉賓席上，接受群眾致意。當年北京大學的年輕講師劉曉波今年九十歲，當年的《河殤》撰稿人遠志明，今天已是年近百歲的老牧師，都坐著輪椅到來。

俄羅斯、波蘭、捷克等多國總統均專程出席，以表示感激六十年前中國人民的勇敢行動，啟發了他們國家的人民，改變了他們諸國的命運，改寫了歐洲的歷史。任期即將屆滿的天主教教宗伯多祿廿四世也非常重視這次大會，特別在退任之前偕同夫人和子女一起出席。

另外透過立體影像遙距參加的，還有其他多國領袖。

其中南亞裔的英格蘭共和國總統Sunil Harpreet表示深深感受到宇宙大能一直對中華民族的眷顧 ，阿拉伯裔的蘇格蘭共和國總統Mohammed Ibrahim祝願安拉真神永遠與中華人民同在；而韓裔美國總統趙洙賢則表達對中國人的敬佩，除感謝中國銀行的大筆貸款援助之外，更呼籲中國各地進口更多價廉物美的美國產品，以刺激美國經濟發展。

大會最後由北京大學傑出榮休教授、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王丹致詞。八十一高齡的王丹講話溫文而有力，更不忘呼籲大家明天選舉聯邦主席和人民代表時，緊記投票，不要浪費他們老同學當年的心血。

大會結束之後，北京城內各處都有特別宗教儀式，在各個教堂寺廟舉行，不同宗教信仰的公民各適其式。下午，全國各地的互動論壇繼續舉行，討論『從五四到六四到2054』。

晚上，中央電視台向全國轉播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慶祝晚會，之後兩小時播映互動連續劇《危城告急》第六十集大結局，廣告爆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假如有一天六四平反了，幾十年後的六月四日會是怎麼樣的呢？
2004年6月6日，歐美各國聯合慶祝D-Day 60 Years，紀念盟軍登陸諾曼第六十週年；法國西北海旁各處，整天輪流舉行一個又一個紀念活動，政要雲集。而一群當年倖存戰士，今日腳步蹣跚重臨舊地，憶起當年灘頭千萬陣亡戰友，更添感慨與感人。
正如不列顛聯合王國的伊莉莎白二世陛下在現場對BBC說，這天真正的主角應該就是這些老兵。
傳媒嘛，BBC整天直播當地慶祝活動，不時加插當年故事；晚上則播映一套重演歷史的實況劇 (docudrama)。之前的十多天，各大電視台差不多晚晚都有一兩小時D-Day 60特輯，除非不看電視不看報紙，否則不知到哪裡逃避它的面。
我看著直播，百感交雜。當天，六四的十五週年剛過了兩天。

論文第二章100%重寫！（Or： My True Confessions）

[雨過天青，做到面青]



[5月21日下午，英格蘭足總杯決賽後，愛丁堡雨過天青，窗外彩虹乍現，
熱烈慶祝曼聯四大皆空，也順便為我正式開工重寫論文第二章打個印記]

十天之前跟老師討論我交出的論文第二章，兩人不消十分鐘已經得出這個「100%重寫」的共識。

正所謂出得黎行，預左大刀闊斧狂劈，口服心服死無怨言。

何況我搞傳媒工作多年，改野重寫等閒事，話郁就郁面不改容。

其實寫完之後雖然覺得寫得不差，結構緊密點點到位，一萬零四百字塔塔埳，ideal length for a single chapter，但心底裡總感到有點甚麼不妥，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還是老師一語道破，我心裡只有暗叫，哎，係呀係呀，直情係。

那麼到底是出了甚麼問題？

簡單來說，是我交出來的第二章牽涉範圍太廣，花了差不多40%篇幅討論外圍處境（contextual study），對準核心問題的篇幅不夠，於是樣樣蜻蜓點水，看似博學多料，實質深入不足。然而這只是表面症狀。

老師說，你梗係啦，你看過這麼多東西第一手接觸過這麼多資料，當然覺得非要全部拋出來不可啦。是的，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基本上我腦袋裡的手頭上的都是這些contextual materials為主。這是深入一層的原因。

可是還有一個不完全自覺的因素，就是今年二三月間閉關狂谷而成的兩篇文章，一篇投往學術期刊，一篇在學術會議發表，都是循著這條路線寫的；而且我一直把當中的第二篇當成是我論文第二章的藍圖，腦袋早已programme了。

現在才猛然省悟，期刊和學術會議和博士論文三者的要求是大不相同的。去年過了評核口試成為PhD candidate，今年應邀寫過期刊又叫做出過場面發表學術報告，早陣子還幫人家整理學術報告指指點點，不自覺地搞錯左以為自己好掂。這下子才醒覺，原來我只不過是個剛剛踏上門檻上探望的學術新丁。

但是這一切的背後，其實還有兩個幽靈 ── 一是我的思維習慣，另一是我的信心問題。

思維習慣是座大山。我在從前那個講求宏觀視野的機構服務太久了，internalise了那套古今中外上天下海鋪天蓋地的思維方式，那對於要死命鑽研一個問題的博士研究，非常不利。初來的時候，老師已經說我常常都是talking about the universe，現在回想，才照出裡面的幽靈來。

信心問題是個大海。我都知道應該對準核心問題直划，但沒有足夠信心做得到，於是不自覺地把戰線愈拉愈闊來轉移視線，掩蓋我的不足，甚至掩蓋到連我自己都看不到問題所在。

半年前我曾寫道，評核議會把我的研究課題的神學跳水台推高了，難度分也高了，我有信心跳得好看，但沒有信心跳得中水池。現在就是這個情況了。

當年初入校門深似海，很記得專攻神學與公共政策研究的應用神學教授Will Storrar的訓誨，說咱們這些讀跨學科博士的，需要在神學和另外那個學科裡都達到博士水平，要求比傳統單一學科的博士研究更高。當時只知道從來都沒有這樣想過，聽住先啦。現在入肉了，黎真了，知死了。

在從前那個機構服務的時候，常被人誤認為是神學家，搞到我都以為係。現在到了這個神學殿堂，月圓之夜古堡之顛，高手林立飛來飛去，我自覺是個神學文盲（theological illiterate）。

在加州柏克萊的卡雯說，常常懷疑自己有沒有足夠能力讀得完。我何嘗不是？

然而不管怎樣，人生在世需訓覺，明朝散髮弄早餐。

跟著還不是要回到工作檯前傾力演出？

創世新記Neo Genesis

很久很久沒聽過這樣震撼的學術報告了。

昨天出席這個學年最後一次「神學與倫理研討會」，加上晚上看BBC新聞網的兩則新聞，學術研究對應現實發展，讓我整晚思緒澎拜。

主講的是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神學院的倫理學者，聯合衛理公會生命倫理專責小組成員Amy Laura Hall，談論美國在二十世紀初至世紀中在全國推動的「優質家庭」（fitter family）運動的深遠影響。

所謂fitter family， 其實是鼓吹優生學，呼籲「優秀」的人要跟「優秀」的人結合，生育後代，那麼家庭就美滿了，而條件不好的「社會包袱」就不要生養了。原來這方面的宣傳當時橫 掃全美國，口號甚至說：「有些人注定生而為別人的包袱」。那些「社會包袱」，講到明是指長期患病的，身體有缺憾的，皮膚有色的等等。這套東西的理論根據， 就是十九世紀開始席捲全球的達爾文進化論。

令人吃驚的是，公認開明開放努力與現代世界接軌的美國主流基督教，原來當年竟然全面擁抱這套價值，在教會大力宣揚兼給它神學上的支持，反而天主教和公認食古不化的基要派卻極力抗拒它。

更令人訝異的是，原來百年前基要派基督徒抗拒達爾文進化論，主要並非在於進化論衝擊傳統對創世記的字面解釋（literal understanding of Genesis），而是在於進化論提倡的物競天擇（survival of the fittest），蠶食社會公平的基礎，會造成歧視的社會後果。

Dr. Hall指出，今天雖然已經沒有fitter family movement，但是它的基本價值至今依然影響著美國人的生活態度甚至某些生活習慣。而近年的遺傳工程研究，幹細胞研究，根本就是建基於一套「優生」的價值觀念；那些不停推廣生物工程的言論，其實也是利用人對「社會包袱」的恐懼和厭棄。

同一天，南韓研究人員宣佈成功「製造」出針對個別病人的幹細胞（patient-specific stem cells）；同一天，不列顛科學家宣佈成功「製造」了複製人類杯胎細胞。

上帝按自己的設計創造世界，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是為創世記。

人類按照自己的心意重新創造世界，重新設計人的形象，是為創世記II。

工程開始了，但是，後果我們承擔的了嗎？

Click to read about the research of Amy Laura Hall

Click to read interview of Amy Laura Hall on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