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伯里 / 夜遊 / 神 【附：倫敦小插曲】

真的冬天了。

剛過去凍到跳舞的週末，到了英格蘭東南部的坎特伯里根德大學（University of Kent at Canterbury），出席不列顛社會學會（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轄下宗教社會學研究小組的周年研討日，作學術報告。其實我都不知道自己現在跟宗教社會學究竟還有何關係，這次參加，完全是因為研討日主題『宗教，電影，與普及文化』，正正跟我當前的研究課題緊扣。於是把手頭上正在撰寫的一章論文，整理一部份出來講講，趁人少少來個sneak preview收集反應。

由北面蘇格蘭愛丁堡走到東南面坎特伯里，真個山長水遠，巴士飛機地鐵火車樣樣坐暈，
除了我和Dwight同學之外，無人會咁癲老遠跑去。其他參加的，都是剛好在英格蘭南部工作/居住的宗教社會學小組的委員，不然就是坎特伯里的老師同學。也許唔係好日，加上題材冷門，整個研討日只有四人做學術報告，包括研究「神學與電影」近年剛剛泡頭而在坎特伯里還沒坐暖個位的年輕講師，和另一大學的文化社會學教授，另外就是Dwight和我了。

既然長途跋涉來到這歷史名城，總不成撲來撲去即日來回吧。Dwight竟然要即晚趕回愛丁堡，第二天到一家華人教會的英語聚會講道，真沒好氣。我對坎特伯里的印象，除了知道有坎特伯里大教堂和捺過下現任大主教Rowan Williams的書之外，就是英國文學經典中的經典The Canterbury Tales，如今除了書名和作者Geoffrey Chaucer之外，甚麼記憶都沒了，就只記得「好悶」，因為當年的老師喬伯伯真的教得好悶。

剛到步和研討日完畢的那兩個晚上，我跑到市中心搵食，順便夜遊一番，雖然除了食店之外其他都關了門，仍感到這小城別具風味；夜裡站在燈光照耀的坎特伯里大教堂前，簡直是震攝於其宏偉壯觀，教人咋舌。星期日到此崇拜，順便逛逛市內，感受鄰近居民假日趁墟的熱鬧。

公元597年，奧古斯丁從羅馬到了根德傳教，後來被封為坎特伯里首任大主教，是為這教區歷史之始。（是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不是寫《懺悔錄》的St. Augustine of Hippo，咪撈亂。）

參加坎特伯里大教堂的唱頌聖餐崇拜（Sung Eurachist），是我經驗過最講究禮儀（most liturgical）的一次禮拜：唱頌，回應，進出，讀經，板眼分明一絲不茍，期間我竟心靈顫動思潮起伏，感觸感動感慨混然。在教會崇拜裡竟有想哭的衝動，已經不知道多久沒試過了。

雖然近期在愛丁堡一直參與聖公會崇拜，但那聖保羅與聖佐治堂（St. Paul's & St. George’s Church）風格比較「後現代」，並非典型的聖公會教堂，坎特伯里的體驗完全不同。

我年青時跟很多很多年輕人一樣，認為禮儀只不過是無謂的形式，其實那是未曾明白和投入禮儀的真正意義裡。年紀漸大，又讀了幾毫子神學，認識稍多，看法不一樣了；到愈來愈明白每一項禮儀背後的意義時，就更為一些完全拼棄禮儀的崇拜聚會感到可惜。

親身見證和經歷了嚴謹的禮儀，細味其中的小節，更驚嘆裡面所代表的對超越上主的敬畏，對聖經的尊重，對道成肉身的認真。是的，傳統嚴謹的禮儀也許跟時代脫節，人沒共鳴，怎樣豐富都沒用。可是教會丟掉了傳統的禮儀，卻沒有嘗試發展一套足以盛載當代信仰氣質而又同樣能夠象徵神人相遇的新禮儀（a new liturgy that can embody the contemporary spiritualities and not less symbolic in its representation of divine-human encounter）。崇拜失去了豐富的象徵語言，失去了一套人人共同擁有的符號，信徒失去了跨越文化種族國界的集體身份記號，信仰變成只有「我與神」沒有其他，信仰的貧乏瘦化更如江河日下，down the drain。

【教堂的中央大堂，平常的主日禮拜在前面小門裡的內堂舉行，不在這裡】

禮儀不只是崇拜的程序，也是崇拜的環境，建築的設計。世界上絕大部份（自以為）福音信仰的華人教會，在這方面更是白卷英雄，只有四面牆壁一個講台一排排座位，連基本美感都欠奉，連簡陋跟簡樸都分不開，怎談環境的象徵意義？晒氣。

【前港督尤德爵士1986年冬在北京參與中英談判期間突然去世，
他的骨灰原來也安放在坎特伯里教堂的墓園，此紀念碑則在教堂內，
碑的頂端是令人難忘的港英殖民地政府的徽號，
下方那句金漆中文寫著：「香港總督尤德爵士紀念碑」
(點擊照片之後可放大看清楚）】

【坎特伯里其中一頭教堂貓，肥得很】

【The Driver】

附：倫敦小插曲

往返坎特伯里，必經倫敦為中轉站，於是專誠約了昔日同袍倫敦輝與小點飲茶。他們應承請我食蛋撻，由初夏約到深秋，今次天助我也有食神，久別重逢好醒神，當天倫敦輝還帶埋女朋友，小點又帶埋男朋友，真高興。

【I & Fai & Dot & I on Trafalgar Square】
(兩位倫敦朋友明顯比我穿得多，都拜蘇格蘭訓練所賜）

離開坎特伯里那天，日落之後抵達倫敦，先跑進一家快關門的書店看看地圖，了解附近一帶地形，跟著獨個兒在特拉法加廣場以北一帶閒逛，看人看街看東看西，都幾過癮，然後才乘地鐵到希斯魯準備飛返愛丁堡。一切順利無比。

不料地鐵走了大約一半，便在站裡拋錨不動，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後來又說因電力故障Piccadilly Line全線暫停不知何時修復，不便之處敬請原諒；然後過一會再說，因保安警告全線暫停，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再後來，司機終於宣布，Piccadilly Line因保安警告現在立即全線封閉，請乘客馬上離開車站。哦，咁點呀？

大劑囉。數以百計乘客浩浩蕩蕩離開車站，其中不少是拿著行李往返機場的，人生路不熟徬徨無計，車站一個職員都不見，轉個身已經關了大閘。

大家唯有夾埋夾埋打的去，好不容易截到車。結果一個到倫敦遊玩完畢的日本妹，兩個在倫敦生活的非洲人，一個住在南非的白人，和一個躲在蘇格蘭的香港永久居民，就此同車共濟。

航班都因地鐵停駛而延誤，機場到處是人。回到家裡，已是萬家無晒燈火了。

凡事排斥，凡事差忌，凡事絕望，凡事火爆，戰是永不止息的 --- 拉賓遇刺十年有感

近日以色列舉行了多場群眾集會，紀念1995年11月4日晚上，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在達拉維夫的和平集會上遇刺身亡。

當年拉賓總理把性命押在國家長遠安全上，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簽定和平協議，同意巴人成立自治政府，並且幾年內正式建國，期望以巴兩國長久和平共存。

拉賓去後，以巴和平進程三波九折，局勢風雲詭變，中東和平泡湯。

我 做傳媒製作的最後遺作《不死傳說》，花了數年心血反思鑽研得個吉，拖累全隊人馬無限青春，燃燒出品機構大量資源（講真其實都唔算真係好大量），財務經理怨 聲載道，機構高層想殺左我，合作部門暗裡媽叉.....。最後的最大發現是：以色列是個我永遠不能摸透的國家，中東和平也不是我有生之年可以見得到的。

如果人類的文明有幸還會繼續存在千百年的話，將來的歷史大概會這樣稱呼由二十世紀開始而延棉不絕的中東衝突：『停不了的戰爭』（The War that Never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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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黃土上的恩怨情仇〉

二○○二年三月底，猶太逾越節前夕，以色列一家酒店舉行的逾越節晚宴，遭一名巴勒斯坦青年自殺式襲擊，炸死炸傷數十猶太人。

　 　類似的自殺式炸彈襲擊，之前已有多宗，之後也陸續有來。然而在逾越節筵席上遇襲，傷亡慘重，大大觸動了以色列人的敏感神經；翌日逾越節當天，以 色列便大舉進軍巴勒斯坦自治區，局面一發不可收拾。自從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佔據約旦河西岸以來，這裡從沒有見過這麼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也令中東以巴局勢重新 成為世界傳媒焦點。

　　以色列在逾越節揮軍巴人自治區，真可說是歷史的反諷。這個節日原是紀念他們民族的祖先離開「埃及為奴之地」，即是得到上帝解放，不用再寄人籬下，過著受逼害的奴隸生活；然而，他們卻在這日子，用武力壓制寄居他們籬下的巴勒斯坦人。

　　以巴衝突其實是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長期衝突的一部分──現在人人口中的「巴勒斯坦人」，其實專指生活在中東巴勒斯坦一帶的阿拉伯裔人，他們大多信奉伊斯蘭教，少部分信奉基督宗教，在當地已經住了上千年。

　 　若把以色列與阿拉伯之間的衝突，看成是源自聖經的家族恩仇，可能比較誇張了一點，稍嫌「無限上綱」。但從現實一點的政治歷史來看，這段衝突也確 實有橫跨千年的伏線，有數百年的禍根，更有近一個世紀的正面對峙。衝突的焦點，正是土地主權之爭；其中牽涉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早已糾纏不清。

　　自從三千二百多年前，約書亞帶領以色列民族進入約旦河西岸，神蹟地攻陷耶利哥城，逐步控制了巴勒斯坦一帶之後，便在此建立家園。他們認定這是上帝所賜的「應許之地」，不論亡國被擄，抑或歸回重建，始終家在這裡。

　　直至千多年後的公元一三五年，以色列人反抗羅馬帝國統治的第二次起義失敗，他們大批大批被處死、被賣作奴隸或是被驅逐離開，流散到歐洲、非洲各地，能夠留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寥寥無幾。

　　伊斯蘭教在公元七世紀興起之後，住在巴勒斯坦的主要就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

　 　另一方面，猶太人寄居在歐洲各地，卻受盡排斥歧視，促使他們萌生重新建國的念頭，終於在十九世紀興起「錫安主義」，鼓吹重返巴勒斯坦復國；歐洲 諸國本來就不歡迎猶太人，自然推波助瀾，樂見其成。但在當地的阿拉伯人，千多年來早已落地生根，跟那些重回故土的猶太人，難免產生矛盾。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本來領土橫跨歐亞的奧圖曼帝國瓦解，巴勒斯坦成了英國的託管地。英國卻試圖兩面討好，對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承諾支持他們在此建國。天下從此大亂。

　 　二次大戰期間，六百萬猶太人被納粹黨屠殺，加強了他們建國的決心，也大大增加了舉世對他們的同情和支持。戰後，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繼續爭地建國， 聯合國決議把巴勒斯坦土地一分為二，讓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立國。但阿拉伯人認為自己佔了當地三分二人口，卻只得到三分一（且是較貧瘠）的土地，認為聯合 國偏袒猶太人，拒不接受。　

　　如是者，一方堅持建國，一方堅決反對。一場戰火，結果以色列成功建國，阿拉伯裔的巴勒斯坦人卻變成難民，七十多萬人無家可歸。可是，他們並沒有放棄建國的夢想；畢竟，這片土地是他們世世代代生活了千多年的家園。

　 　隨後幾十年打來打去，雙方都堅持，自己在這裡住了千百年，是這地的「原居民」。而其中焦點中的焦點，則是大家都尊稱為「聖城」的耶路撒冷──以 巴雙方都決意以此為首都，也都反對以用任何方法把耶路撒冷分割而治。說來諷刺，這竟然是雙方最主要的共同點，同時也是近年以巴和談數度功虧一簣的死結。

　　這刻再爭論誰是原居民，其實已經毫無現實意義。若把土地主權之爭，上升至屬靈層次，認定某塊神聖的地方一定要屬於某些人，利用宗教符號來支撐政治鬥爭，那就更加危險。當人把某一地點絕對神聖化，執著其象徵意義，自然感到不能妥協讓步。以巴雙方如是，基督徒也如是。

　　怪不得耶穌對那井旁的撒馬利亞婦人說：「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約四：21) 哪片土地最神聖，哪個角落最重要，不過是一份執迷。

【原載《時代論壇》771期（2002年6月9日）：不死傳說系列之五】

The Filmgoer's Guide to God

【本文原刊於Expository Times第116卷第2期（2004年11月）65-66頁，為慶祝該刊近日「重新啟航」（relaunch），及本文刊出一週年，經原作者同意，特此轉載。但未向出版社（Sage）及編輯申報，讀者請勿報串。】

Book Review

The Filmgoer’s Guide to God. By TIM CAWKWELL.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2004. 170 pp. £10.95. ISBN 0-232-52466-1.

The year 2004 might for many be marked as a special year in which the interest in religious elements in the cinema is rekindled, due to worldwide release in spring of the film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directed by Mel Gibson. It is of course sheer coincidence that Cawkwell’s The Filmgoer’s Guide to God is published at the same time.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thirteen chapters which discuss films according to classical Christian motifs such as ‘God’s Grace and God’s Silence’, ‘Faith’, ‘Salvation by Water’, ‘Crucifixion’, and ‘Resurrection’, etc. Under most chapter headings three to four films are discussed, except the chapter on crucifixion which concentrates exclusively on 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 (directed by Carl Theodore Dreyer, 1928). A chapter ‘The Image of Christ’ is set apart for films that directly depict Jesus on screen, which is in fact a lengthy discussion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directed by Pier Paolo Pasolini, 1964) with only brief mentioning of a few other films listed in the table of content.

The author claims that he aims to ‘give an introduction to religious cinema for those with a general interest in religious art and literature’ (p.2). While he covers quite a number of European films and some US American films, the book’s focus is on four filmmakers: Bresson, Dreyer, Rossellini, and Tarkovsky, whose works are familiar to audience of art house cinema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ir films explore issues related to faith and its crisi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horro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entury of total war, of genocide, and of utter cynicism’ (p.5). For readers who are fairly familiar with European art house classics, the book is engaging and enjoyable. As co-author of The World Encyclopaedia of Film (1972; 440pp.) and a former filmmaker, Cawkwell’s rich personal knowledge of European art house films and stories behind the scene is impressively shown in the book. So is his grasp of film language, which is exceptional when compared to many other books on religion and the cinema written by theologians and religion scholars.

The serious dialogue of theology / religion with the cinema has been going on for at least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nd has become a rapidly growing area of study since the 1990s. But it seems that Cawkwell is either not aware of this trend or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engaging with it at all. Notwithstanding his familiarity with film, Cawkwell’s discussions on the religious are far less substantial than his treatment on film. Hence, contrary to what its title intends to convey, his book might have a hard time guiding the filmgoer to God. Instead, this book might more suitably be titled as ‘The Churchgoer’s Guide to (Art House) Film’.

Yam Chi-Keung

School of Divinity,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dded 26 May 2007:
A Google search by somebody from France has brought my attention to a review on the same book by another person,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Film 9.2 (October 2005) >> READ HERE <<